我在故宫拍文物，也拍修文物的人
文|温度纪
韩童早上7点出发，坐地铁5号线到东四站，出站乘20分钟公交直达神武门，然后到了工作单位——故宫博物院。
他在院儿里找到自行车，沿城墙根儿骑行，有风在耳畔，红墙黄瓦依次从身侧滑过。
出生于1993年的韩童是一名摄影师，他也是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一名馆员。每当进入办公区，韩童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从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慢慢一步步走入几百年前的古建筑群。
在这里，文物修复师以“十年”为刻度进行工作和生活，所有人的时间都在这个紫禁城里面慢了下来。
而韩童，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些人。
今年4月，韩童的新书《以手抵心：故宫文物修复师的故事》出版。“我就是一个搬运工，书里都是修复师的原话。”他这样定位自己。
“光听名字，就感觉很新奇”
2016年初，21岁的韩童正在摄影专业读大四，央视制作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看完纪录片他对故宫心生向往。
当年9月，经过考试、面试，韩童入职故宫博物院。刚上班那两天，正好赶上养心殿大修，主任直接告诉他：“明天去养心殿。”
而有时，工作地点也会在雨花阁，或者神武门前集合，又或是双松斋吃午饭，建福宫开会……“光听名字，就会觉得不一样，很特别。对吧？”上班不久的韩童感到无比新奇。
韩童在故宫
拍摄有待修缮的古建筑时，韩童的新奇感更为明显。比如，他会疑惑，“为什么楼梯这么窄？”他穿43码的鞋，上楼梯时，脚下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悬空的。
有的宫殿很恢弘，内部空间大，但卧室小，床也小。假使有个身高1.8米的人躺上去，得有一截儿小腿放不下。“可能古人在休息上，更讲究隐蔽性、隐私感。”他猜测。
到了下班时间，像班级里安排值日生一样，每天都有轮值同事到各屋检查。
“灯关了吗？”
“关了。”
“闸拉了吗？”
“拉了。”
由于办公区经常有文物，下班后屋里不留人。关灯、拉闸、关窗，轮值人员检查完一圈，确保安全后填表签字，锁上大门，把钥匙交到钥匙房。
那一溜平房里，有内保科、保卫处办公室和钥匙房——钥匙房门口没挂牌子，所以初次去钥匙房的人，可能连门儿都找不着。钥匙房24小时有人值班，次日一早7点，轮到的同事来领钥匙，往复循环开启新一天的工作。
韩童拍摄的故宫
故宫是木质结构，防火是要务。
办公区内不允许抽烟，室外也不行。如果实在想抽烟，只得开车出神武门或西华门，出了故宫城墙几百米，把车停在路边抽一根，过完烟瘾再回来。
拍摄过程中，韩童有时也会遇上趣事。
比如修缮养心殿时，工作人员在墙缝里找到了一张清代戏曲节目单。
比如一座木质佛塔多年没有挪动，落了灰。有天，几人一齐搬动。搬开后，大家低头一看，底座上有十几枚外国硬币，有苏联的、南斯拉夫的，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铸币。
“外国人不一定懂佛塔，但会像往喷泉里扔硬币一样去许愿。”
韩童感受到，文物再一次与世界产生了联系，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在不断生成故事。
今年1月，韩童去扬州出差。那时，扬州有出土的汉墓样品。临走前，扬州博物馆委托他们带一件铁剑回京做检测。这件铁剑腐蚀较为严重，大约有五六十厘米长。
乾隆花园 韩童/摄
进了高铁站，安检人员不让带铁剑上车，理由是它属于“管制刀具”。
“谁会舍得用它切水果呢？”，韩童感到疑惑。他和同事赶紧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介绍信，随行的扬州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和安检人员解释。最后，铁剑顺利上了车。
“搞铸造很累的，天天要磨活，铜器铸造出来外面有一层很硬的氧化膜，要用手打磨出里面的新铜。这个磨活其实就是练手，练好了手上有劲。”王有亮出生于1964年，今年正好60岁，至今仍从事青铜器修复与保护工作。
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一天要磨一件，干起活来不惜力，指纹都磨没了。如果赶上夏天，磨一天会出一身汗，满身是铜臭味。阳光下，微不可见的金属尘屑直往鼻腔里钻。
“按照师父的说法，青铜器都是从古代墓葬出土的，多少对身体有点危害，喝点酒能促进血液循环，利于新陈代谢。”王有亮回忆起自己刚进故宫的情形。那是1983年，他还是一个小伙子，一晃40多年过去了。
王有亮解释，过去修复青铜器用鎏金工艺，会接触到汞，确实对身体有害——故宫角楼上的金色装饰部分就是鎏金的，“现在修复都是用镀金，我们基本不接触汞了。”
王有亮肖像，韩童摄于2020年
王有亮的师父赵振茂也是有喝白酒“排毒”的习惯。王有亮回忆：“我师父每天中午都喝一两五的白酒，后来徒弟们也都得跟着学，但是不敢中午喝，下班了哥几个喝点。”
师父退休后，王有亮接管了铜器组，他也开始收徒弟。
2001年，大学毕业的高飞进入故宫，师从王有亮，开始研究金属文物的修复保护和复制。
到了这一代年轻人，修复技术和理念发生了变化。高飞爱打篮球，“比较享受这种运动和对抗的感觉”。平时，他很少喝白酒，不开车的话会陪师傅喝一点，“图个开心热闹”。
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泽华在故宫开放管理处工作，平时并不直接接触文物。恰逢，故宫与英国一家青铜铸造公司合作，预计复制1000件青铜器，最后复制了1800件，由于项目工作量大，杨泽华被招进铜器组。
“那个年代国内没有什么好的条件，大都还是用翻砂铸造工艺。我们当时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把铜化了以后，自己翻模子铸造。当时国内军工铸造都没这么好的条件。”杨泽华感到幸运，那是他第一次了解“硅橡胶铸造工艺”。
杨泽华在工作室修复《乾隆御笔“大宝箴”纸堂屏》
青铜器铸出来后，师父赵振茂带大家打磨做旧，照着原件做，每一个锈斑，包括特别细小的花纹、划痕都要完全复制下来。
项目里陆续来了一批鼓楼中学和205中学的职高生，大概有十几人，王有亮正也正是这个阶段进了铜器组。
到了交付阶段，这批青铜器运到机场，被海关拦了下来。“当时机场的工作人员也没见过这种情况，还以为是把原件运往国外。”杨泽华只好和同事一一展示每件复制品底部的方印，上面刻着“故宫博物院复制”。
最后，经过一番折腾，这批货物终于运上了飞机。
技术发展对文物修复的影响，不止体现在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上，也体现在书画装裱修复上。
项目结束后，铜器组不需要这么多人，按照个人意愿分配去留。杨泽华很早就喜欢书画装裱，顺利去了书画装裱组，师从徐建华老师。
生于1951年的徐建华是古书画修复专家，1974年，他被分配到故宫，曾参与《五牛图》的修复，从事古字画修复工作近50年。
“书画装裱修复是一门综合技术，首先纸、绢等材料要精通。早年没有检测仪器，全靠手、眼，什么材料眼睛一看，手上一摸就要心里有数，这些都要靠平时积累经验。”
在他的介绍中，古书画的“常见病”有虫蛀、开裂、缺失、残损褶皱、裂、霉变、污渍、空鼓，一些破损无法用肉眼轻易察觉。正因为这样，老一代文物修复师不得不凭手感和经验做判断。
随着技术发展，透光摄影技术让古书画的“伤情”可视化。
比如，在养心殿西暖阁佛堂的墙上，曾贴着一张作者不详的“寿”字。如果用常规方式拍摄，修复人员无法看出内部破损情况。
而韩童用透光摄影拍摄，字帖像被拍了X光片——四周较厚且有大量细小孔洞，画面上方有不同程度的开裂和机械性损伤。
《“寿”字贴落》透光照 韩童/摄
修复人员分析，边缘厚是因为贴的时候刷了浆糊。而浆糊是淀粉做的，小洞是被虫蛀的。
技术发展为工作人员判断文物“伤情”，制定科学的修复计划，提供了详尽、可靠的依据。
而在陶瓷组，美术学博士纪东歌作为陶瓷修复组负责人，在她看来陶瓷修复的难点又有不同，“木器缺失可以把木头雕好去补，漆器缺失可以用大漆去堵，但是陶瓷很难用陶瓷去修复，因为经过1200℃以上的高温烧制，这件器物就被改变了。”
过去，修复陶瓷会用到沥青、漆，还有蜡。随着技术进步，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些新材料模拟陶瓷材质。“类似于整形医生和牙医，和材料学结合得比较多。”纪东歌解释。
文物修复都有历史脉络，以铜器为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宫的一位太监“歪嘴于”，后由宫里传到民间。
王有亮的师父赵振茂出生于上世纪初，他在旧社会长大，15岁开始在琉璃厂学铜器修复，学满8年出徒。因为手艺好，上世纪50年代故宫聘请赵振茂做文物修复工作。
“我师父人很好，跟谁都和和气气的，但对我们徒弟比较严格，干活儿的时候不许说话。后来随着年纪大了，人和蔼了很多，也会和我们开开玩笑、聊聊天。”王有亮回忆。
赵振茂修复过一件汉代青铜马，后来这件文物被郭沫若命名为“马踏飞燕”。而他做过的复制品一直存放在仓库里，过了几十年一点没跑色，和原件颜色一模一样。
那个时代的老手艺人，有一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危机意识。起初，赵振茂没转变观念，到了“闷锈”这类关键步骤老是把徒弟支开，关起门来，自己一个人在小黑屋里弄。
时间长了，赵振茂在思想上有了转变，教了徒弟们好多真本事。在故宫中岁月一晃而过，后来王有亮接管了铜器组，继承了师傅八成手艺。
在带徒弟这件事上，王有亮则知无不言，“我就是会什么教什么。”高飞经常和师傅沟通，“因为都是工作中很具体的需求，所以这些问题特别准确，他简单一说，我基本就明白了。”
高飞在工作室修复海昏侯墓出土文物
师徒俩经常在一块儿琢磨怎么把文物修得更好。
比如，一些残片出现了严重的矿化，用传统方式无法焊接。他们学习新材料和新方法，采用新型黏结材料，最大程度地保护文物。
韩童拍摄的故宫
日常生活中，师徒感情也好。高飞说：“师父很护着我，对我也很关心。”
有一年，高飞得了肠胃炎，发低烧请了几天病假。师傅放心不下，下了班去看他，还给他带去了好消化的食物。
当剥离了旧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师徒关系更加纯粹，精力更集中在文物修复上。
现在，年轻人慢慢加入文物修复的行列。
“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徒弟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以前的师傅只会干活，文化水平不高。大家见面都是问：读过‘高小’还是‘初小’？”徐建华老师解释，“初小”指没读到小学三年级，“高小”指读到小学三年级以上。
1974年，23岁的徐建华在空军服役5年后转业回京。工程队、勤务部、文物修复复制厂都在招人，他被招进了文物修复复制厂。
那时，徐建华很年轻，对工作没什么概念。入职前，他想了解厂子是干什么的，于是买了一张票进故宫打听。
一位姓罗的师傅告诉他：“那是好地方，能学技术。”其他的，什么也没说。听到这话，徐建华安心地回了家。
至于去哪个组，徐建华有自己的打算：“第一，我父亲是修钟表的，所以我想学钟表修复；第二，我想去木器组，那时候如果一个人会木工能打家具，是很受人尊重、欢迎的。”
后来，徐建华就被分配到了裱画室。
父亲对他说：“裱画不错，无论刮风下午都在屋里干活，不用风吹日晒。”徐建华也很满意，“我们当时就是服从分配，了解很少，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就是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
徐建华去裱画室的时候，正好赶上师傅修《清明上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他从打下手开始，跟着师傅干，边干边学，修复了不少国家级的古代传世名作画卷。
徐建华指导徒弟修复书画，韩童摄于2023年
正如徐建华老师所说，现在进故宫“打工”的年轻人学历更高。从择业态度上来看，这届年轻人更多是“爱一行干一行”，主动性更强。
陶瓷组的纪东歌就是如此，她本科就读于中央美院，因为从小对文物保护感兴趣，所以选择了文化遗产专业。
后来，她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曾在北大陶瓷考古项目实习，还在社科院做过一些出土陶瓷修复工作。
纪东歌工作照 韩童/摄
2012年纪东歌毕业，以应届生身份进入故宫。那时，很多单位都有陶瓷修复的需求，整个行业比较缺人。
她考虑的是，“故宫的馆藏瓷器文物约有36万套，涵盖了各个时代、品类的陶瓷文物，对于研究陶瓷的人来说，没有比故宫更好的地方了。”
儿时，韩童家里有一台相机。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拿着玩。长大后，韩童学了摄影专业，从事摄影工作。
当工作的新鲜劲儿过去，和大多数踏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韩童也焦虑过。尤其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漂浮”着，有时他也会感到迷茫。
同专业的同学中，有人进时尚杂志给明星拍片子；有人开工作室，拍摄商业性质的海报和宣传片；还有人进了大厂，一入行就拿到高薪，工作两三年后工资翻番儿。
墙外的世界，烈火烹油。墙内的世界，平静如水。
最后，他选择写下了一本书。
在故宫的工作区，不少工作人员骑自行车穿行。有的自行车后座还安了塑料椅，用来接孩子。时间像倒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文华殿 韩童/摄
讲求“高效”的社会时钟，在这里慢了下来。
工作时间长了，文物的静谧与修复工作的严谨，逐渐感染着韩童。他发现：“当时间维度拉得足够大的时候，很多生活中在意的一些小问题，可能也都不是问题了。”
在故宫“打工”的日子里，他的心态变平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