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松：揭开美欧贸易保护主义演进规律，是重大又迫切的问题！

编者按：不久前，美国“关税大棒”再次挥向中国战略行业，对中国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关键矿产、半导体等产品，都大幅提高了关税。欧盟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试图以此保护本地汽车产业发展。美国和欧洲国家施行贸易保护长期存在，只有了解背后的历史演进规律，揭开面具，认清本质，才能探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国方案。

就美欧的贸易保护问题，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与《全球贸易保护史》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老师进行了一次对话交流。

心智观察所：我们先从美国的贸易保护问题开始聊起。在这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之前，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推动者和全球化的吹鼓手，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在过去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其实一直在隐蔽的存在。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在关税削减的同时，为了自身利益采取过哪些贸易保护举措？

王孝松：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工业霸主地位最终确立后，开始实施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策略，但贸易保护主义却从未从美国的政策体系中消失，尤其是在美国陷入经济困境时，贸易保护主义总会浮出水面。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欧共体和日本为代表的地区和国家产业实力不断增强，对美国的制造业构成了强有力挑战，美国通过多种类型贸易保护措施保护本国夕阳产业。

这一阶段，在GATT框架下，非关税壁垒代替关税壁垒，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特征，例如资源出口约束、进口产品配额、产品保护和补贴；同时，各种临时性、制裁性和报复性关税等单边贸易制裁手段开始使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欧共体与美国围绕农产品和钢铁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美国针对欧共体对农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向GATT组织申诉并两次强制收取惩罚性关税；针对相对弱势的钢铁产业对进口钢材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并提起诉讼。针对美日之间在纺织产品、钢铁、彩电等产品领域发生的贸易摩擦，美国通过向日本施压，胁迫其签订“自愿”出口限制协议，为日本对美出口相关产品设置了配额。

除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美国政府还通过财政补贴、加大军工投入和促进军民融合来扶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实现本国产业转型升级。美国政府持续的科技投入提升了其国防科技实力，并通过军民融合发展推动了高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正是一系列国防重大项目带动了美国计算机、通信设备等核心技术突破并塑造了美国相关产业竞争力，同时带动了高科技产业区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在GATT/WTO框架下实施，但运用单边主义对本国产业实施强制保护的次数越来越多。以301条款调查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前后总计向日本实施了24例案件调查。此外，美国政府通过支持性、保护性政策，确保本国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产业的挑战，美国对外高举贸易战大棒保护本国产业，并遏制这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另一方面，对内继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以确保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数控机床和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冲击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里根政府针对日本实施贸易战，通过惩罚性关税、汇率、进口限制等多维手段打击对手，并通过《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增加“超级301”、“特别301”条款，并多次运用来震慑竞争对手。

进入90年代，克林顿政府以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对外贸易实践的理论指导，在寻求国际多边合作基础上，运用单边主义对本国产业实施强制保护。进入新世纪，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国逐渐成为美国保护政策的主要目标。特朗普上任后，更是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企图通过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实施惩罚性关税、设置技术壁垒、产品禁售等贸易保护手段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心智观察所：美国总统里根于1981年入主白宫，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他应该坚持自由贸易立场，但这一时期美日贸易摩擦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在不断升级，汽车、半导体等领域都成为摩擦激烈的重点。里根本人也提出过不少针对日本，旨在保护美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和知识产权的法案。如何理解这背后的原因？以史为鉴，在特朗普之后，民主党政府基本延续了他对华贸易战的主要举措，甚至还有升级和加码，是否也说明了相同的问题？

王孝松：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美日贸易摩擦升级的原因如下：

首先，全球处于经济动荡后的恢复时期。里根总统上台之际，正是‌石油危机结束后‌全球经济恢复调整的时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第二，这与美国‌历史上的传统相关。‌美国有贸易保护主义传统，‌一旦对外经济地位下降，‌特别是贸易赤字恶化后，‌会通过挑起贸易摩擦转嫁国内矛盾。‌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促进作用减弱，‌社会消费和就业水平降低，‌政策调整空间严重不足，‌而此时日本经济异军突起，‌二战后的日本实行“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出口规模迅速扩大。‌1955年后的30年里，‌日本出口额增长近87倍，于是美国将矛头指向日本，‌试图利用贸易救济保护国内产业。‌

综上可见，美国贸易政策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主要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执政党派别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日渐式微，而总统个人的理念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特朗普上台后，‌实施宽松财政政策，‌通胀预期增强，‌财政、‌货币政策调整空间面临瓶颈，‌试图通过发动贸易摩擦解决巨额贸易赤字问题。拜登政府则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同里根执政时期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原因一致。

心智观察所：美日贸易战有一些与当下相似的演进过程，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日本减少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与今天中国的处境有相似之处。而日本选择与美国达成一系列协议，进行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扩大赴美投资设厂，以日元升值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些做法又不同于今天中美贸易战的发展结果。您如何评价日本政府的应对举措？

王孝松：总体来说，日本的应对举措比较得当。美日贸易摩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和三种解决模式：

一是 20世纪70年代在纤维、电器、钢铁等产品上的设置自愿出口限制模式，二是 20世纪80年代汽车业在美投资设厂的产业链融合模式，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日美势力范围划分模式。尽管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但贸易摩擦涉及的两个重要产业——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并没有被彻底摧毁，目前仍然是日本出口的两大支柱，也是海外投资的主力。可以说，日本通过审视对手和自身的发展特点，找到了化解摩擦的适当方式，确保了这些产业在世界市场上仍具有一席之地。

心智观察所：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从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来看，特别是从抑制中国科技赶超的角度，美国的战略意图实现了吗？

王孝松：美国采用各种方式抑制中国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可以倒逼中国进行科技研发、实现突破性创新。

美国主要采取在关键零部件（特别是芯片）方面断供、将中国相关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进行限制，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等方式来抑制中国的科技赶超，在短期内，中国在一些领域确实被“卡住了脖子”，使得高科技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并使上下游相关行业受到负面影响。

然而，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愈发重视，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加大投入来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健康发展。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未来中国将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并列出了重点行业和领域。美国的断供反而增强了中国各界自主研发的决心，会加快技术攻关、成果应用的进程，并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科技自强，产出原创性领先技术。

心智观察所：特朗普反对“互惠”，明确主张“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如果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美国贸易保护程度会继续上升吗？如果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激化，中国有哪些应对之策？

王孝松：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贸易保护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因为特朗普一直以来推动“自由贸易”向所谓“公平贸易”转变。特朗普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美国国内分配不公平的根源。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都曾表示“美国是世界上贸易保护程度最低的国家，却承担了最大的贸易逆差。而制定公平的贸易政策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恢复美国工人和企业的首要地位。”

由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而且中国全面崛起、在诸多领域对美国形成赶超，因此中国成为特朗普所认为的首要威胁。特朗普及其内阁同时认为，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因此，特朗普团队主张将贸易赤字转移到其他国家，逐渐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以减轻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特朗普团队认为需要制定与中国战略脱钩的政策，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支持国内产业和就业。

未来，中国应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从2017年至2023年，中国对非洲地区和俄罗斯、菲律宾等国的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持续增长，对中东、中亚地区的出口比重稳中有升，而这些国家在美国进口中比重下降，表明我国未通过这些国家进行转口贸易，而是加强了同这些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开拓这些新市场、真正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另外，需要加深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19.47万亿元，同比增长2.8%，占进出口总值的46.6%，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达31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创下2016年以来涨幅新高。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已有较好发展，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工程、人文等各方面的合作。

未来还可以“出海配合转口”，在东盟和墨西哥寻找转口平台。从贸易顺差角度看，2018年后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趋势性下降，与此同时对东盟和墨西哥的贸易顺差趋势性扩大。美国在我国贸易顺差中的占比目前已经下降到40%以下，较2017年减少近30个百分点；而东盟和墨西哥占比分别达到近23%和8%，分别较2017年增加11.7和2.3个百分点。将产业转移和转口贸易结合起来，是未来应对特朗普回归、贸易摩擦升级的另一对策。

当地时间7月26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出席保守派团体活动。